人才选拔与科举制度 (第2/2页)
全国参加会试的举人大约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成为贡士，可继续参加殿试，少的时候一百来人，多的时候二三百人。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临考场，只考一场“策问”，就是问考生时事政治、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巩固政权等策略。殿试过关，就是“进士”了，公布殿试结果的榜，叫甲榜，也叫甲科，因为发榜用的是黄纸，又称金榜。金榜题名的进士们被分成三批公布。一甲三人，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就是剩下的所有考生，只要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结束，科举的路就走到头儿了，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也不能重考。进士们就可以充当政府的中低级官员了，身份地位比举人高，升迁提拔也比举人快。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金字塔的顶尖人物，考中状元就意味着“一举成名天下知”，三年中只产生一名状元，没有超人的才华、坚强的毅力、健康的体魄，考状元是不可能的。也有读书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又考第一是“会元”，到了殿试还是第一“状元”，这就叫“连中三元”。1300年的科举历史上，文科“连中三元”的也就十几个人。
时间有限，我们讨论的都是一般情况，科举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和民主精神。它对当时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影响深远，对英、法、德、意等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国也有不小影响。国内，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参政要求，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人才选拔任用之权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然而，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几部儒家经典，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这样造成了学校注重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和选拔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另外，科举考试把读书、科考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很多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进士，当官，这种思想影响了学校教育，其他学术思想得到压制和禁锢，尤其是自然科学，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奴才盛行、人才凋零，是我国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竞争中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
甄士隐家失火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甄士隐家失火，【文本描写：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针对这一句有一条批语【甲戌眉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在第二集讨论戚蓼生序文的时候，我引用过文本里的这句话：“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当时，结合作者的写作手法简单的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作者明写葫芦庙失火引发的甄家被烧，暗写贾府衰败的高潮是一次抄家，大家族嘛，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肯定也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一个利益集团被连根拔除，这里出现了一条重要批语，“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这条批语历来争议很大。
批语里的“南直”，是南直隶省，清朝改为江南省，我们在第九集里讨论过一次，再简单说一遍。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应天府（今南京），称为京师。以应天府、苏州府、凤阳府、扬州府、庐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安庆府，共14个府级单位直接隶属朝廷中央，称为“直隶”，管辖范围大约是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
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顺天府，北京成了新首都，皇帝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在北平布政使司所辖府和州的基础上，又合并了离京城较近的其他地区，由顺天府、永平府、大名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延庆州、保安州直属中央六部，称为“北直隶”，简称“北直”，范围大约是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外加河南、山东的一小部分。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原来京师辖区“直隶”改称“南直隶”，简称“南直”，原辖区基本不变，“南直隶”在明朝还相当于首都的地位，只是皇帝不在那住了。
到了清朝，顺治二年，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废除了南京首都的地位，巡抚衙门设在江宁府（今南京）。“南直”的概念逐渐淡化，官方称呼“南直隶”200多年，民间可能称呼的更久一些。
由于这段批语的存在，也就把葫芦庙失火与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众说纷纭。围绕着南直地区，主流红学认为是发生在南京的曹雪芹家江宁织造府被抄事件，索隐派则认为是发生在江南地区的“扬州十日”或“嘉定三屠”，考证派争论不休、没有合理的结果，小说批评派注重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批书人的文艺评论，干脆忽略这条批语，我谈谈我的看法，以待高明。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咱们在第八集讨论“文字狱”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了，确实是江南人民的灾祸，这两大惨案都是发生在“南直”地区，但不符合“召祸”的特征，所谓“召祸”是因为自身的行为过失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并非江南人民的过错引发。
曹雪芹家被抄，在雍正初年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了，不能算作波及整个江南地区，称为“南直召祸”是不合适的。如果不是曹頫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私藏禁品的行为败露，或许抄家之祸可以避免。而且江宁织造府被抄，连累到的官员人数不算太多，造成的社会影响不算广大。
既然批书人把“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这一句批注在书里，这个“南直召祸”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广为人知的，让别的读书人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其特点或者按批语里说的“实病”就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
“南直召祸”还能指什么？跟咱们上一集讨论的科举制度有关，我认为是南闱科举大案。
满清入关后，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就需要获得汉族地主、官僚的支持，需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顺治元年宣布要沿袭明朝科举制度，按期科考选拔人才。顺治二年在率先征服的北方几省举行乡试，满清统治者以前没这么玩过，就先搞试验，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开国的首批进士。有一定效果，接着在江南地区推行乡试，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北京顺天府乡试则称北闱。在顺治年间发生了一起全国轰动的大案——丁酉江南乡试案。
明朝对于科举案件，一般处罚较轻。最多对考官用仗刑，用板子打屁股，然后贬官，也死不了人，参加考试的考生，成绩作废，三年后再考。明朝末年官场黑暗，腐败成风，科举舞弊早就见怪不怪了，这种不良风气延续到顺治时期，顺治六岁即位，是清军入关后的首位皇帝，小孩太小，他叔叔王多尔衮摄政。科举制度恢复了，但是多尔衮忙着征服全国，还要镇压叛乱，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考试算什么呀！当时统治者不在乎，也没时间，忙不过来。考场上冒名顶替、徇私舞弊，比明朝末年还严重，考官们好处太大了。
前些年兵荒马乱，顺治皇帝又小，就这样进行了科举，顺治亲政后一边继续玩科举，一边还要摆平很多事，考官们看出皇帝要选拔拉拢汉人来统治更多的汉人，又欺负皇帝是新手根本不懂其中的奥妙，就更加肆无忌惮。首先案发的是北闱科举案，北京顺天府举行的乡试出事儿了。
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公开接受给事中陆贻吉、博士蔡元义、进士项绍芳的贿赂，京官三品官儿以上的子弟全都录取，公共权力成了考官谋取私利，结交人脉的工具。常言道，“有钱无势被人欺”，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官小的不如权重的，花了银子没有名额了也考不上。于是发榜后，议论纷纷，真才实学没考上的和花了冤枉钱没名额的都喊冤告状。
特别是花了冤枉钱的，他们有点资本，有些门路，就连续上访，成功了。给事中任克溥上疏顺治皇帝揭发此事，调查属实，顺治龙颜大怒，李振邺、张我朴、蔡元义、陆贻吉、项绍芳，非法考中举人的田耜si、邬作霖被判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没有缓和的余地，他们的家产被抄，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到尚阳堡，就在如今的铁岭象牙山风景区附近。
为了保证科考的公平与公正，防止考生舞弊和考官腐败，按照《大清律例》，一旦发现，犯罪的要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配边疆地区充军，大家在老照片或者影视剧里，见过这种辱刑，用方形厚木板，套住罪犯脖子，有时还套住双手，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枷锁最轻的三十斤，重的可达一百五十斤，是对罪犯精神上羞辱和身体上惩罚。如果罪犯带一百多斤的枷锁，用木板拼成的整个枷锁是非常大的，站不住，太沉了，蹲都蹲不下，太长了，更别说躺着了，重枷戴上，罪犯活不了几天。
顺治皇帝一口气杀了好几个人，既然严惩了，觉得就应该一查到底，用血的教训杜绝这类事件发生，于是命令礼部把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的，都招回北京进行复试，不准缺席。复试时间和考题，全部由皇帝钦定。过了年，正月十七日，在中南海瀛台举行复试。每一位新科举人都由两名大内侍卫持刀押送，二十五日复试结果出炉，免去苏洪濬jun等8人的举人资格，继续查这八个不合格举人的幕后推手，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自审问，把比着前几天应处死的这25人痛加训斥后，各打四十大板，流放尚阳堡，能去铁岭象牙山永久性旅游，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顺治帝还放出狠话，说从今以后，考官考生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再有类似事件，看我怎么收拾你！
刚过半年，就出了南闱科举大案。“南闱”发榜以后，中举120名，有不少是江南名士，但还不少是贿赂考官而取得的举人。半年前的“北闱”科举案罪犯受到严惩，大大鼓舞了江南学子，就造成了“群体事件”。当时公布成绩时，就有些落榜的考生拦住考官责问、怒骂。落榜的学子们怒不可遏，群集在江南贡院门前喊冤。有人还在门上贴了“大字报”：“孔方主试合钱神，题目先分富与贫（暗指考官方猷和钱开宗），还有一人将“贡院”两个大字改写成“賣完”（卖完）。“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写成了“賣”（卖字的繁体）；“院”字用纸贴去“阝”变成“完”字。讽刺堂堂选取人才的贡院，竟成金钱交易的商铺摊位。两位主考大人在考试结束返回之时，船过常州、苏州，又有大批士子追着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投掷砖头、瓦块。
这又被监察官员举报给皇帝，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乡试舞弊，“北闱”乡试科举案，顺治帝怒气未消，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这次丁酉江南乡试，正考官是翰林院侍讲方猷，是陪皇帝或太子读书的，是皇帝的顾问。副考官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方猷到江南主考的时候，顺治亲自嘱咐他，要为国选才，严格考试，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可恶至极。顺治下令绑了主持“南闱”科举的全部考官，押送京城。
不久江宁书店里就出现了一部传奇小说，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一旁为金，影射方、钱二主考，描写了“万”、“金”二主考暗通关节、收受贿赂的丑态。著名戏曲家尤侗又写了一部剧本《钧天乐》，辛辣地嘲讽了主考官胡图（糊涂），压制真才实学的学子沈白，而把不学无术的贾斯文（假斯文）、程不正（成不正）和魏无知（鬼无知）封为三甲，从姓名谐音上我们就知道这三个高中之人是何等货色了。《钧天乐》剧本一直流传到北京，而且闹得满城风雨，顺治皇帝再添怒火。
过了年，又在中南海瀛台复试，“南闱”科举考中的举人全部参加，不得缺席，这回每个举人都身带枷锁，由护军营的官兵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不像考场像刑场！南方的学子，衣服比较单薄，正月份，北京冷啊，凛冽寒风中答考卷，旁面还有大兵拿着刀，有的人又冷、又怕、就紧张哆嗦写不出字来。结果，只有吴珂鸣三试皆优，文列第一，考了个解元。有70多人准许参加三年后下次会试，还有10多人免去举人身份，暂停科考，就是若干年内不准报考公务员，还有20多人免去举人身份，停止科考，就是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
从“南闱”科举考官被抓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最后结案，审理很长时间，顺治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猷、钱开宗斩立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抄家之后，老婆、孩子、小妾都贬为官奴。其余叶楚槐等“南闱”全部考官18人（其中1人已经病死）立即处以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绞刑好一点，得了全尸，斩刑是死无全尸。方章钺等八人作弊的新举人，各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就是现在的东北牡丹江市往南一点，如今生活好啊，你到雪乡森林公园去旅游，看千里冰封，住农家火炕，吃五常大米和山珍野味，还能点评一下《我读红楼梦》。过去那是苦寒之地，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让人去活受罪的。
在这场科举大案中，还有一个插曲，大名鼎鼎的江南名士吴兆骞交了白卷。平常，大家都认为他的文章“惊才绝艳”，而这次皇帝亲试，他交白卷，舆论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又冷、又怕，吓得提笔忘字了。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想吸引皇帝的眼球。
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考场如同刑场，有辱斯文，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我吴兆骞会因为考试行贿吗？”，语气和态度清高的很，摆出一种“这官儿不当也罢”的架势。这就触怒了顺治皇帝，给你复试的机会你不要，你以为你名气大就行了吗？看不起科举当官，也把你发配到宁古塔，当兵去吧！吴兆骞临走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吴梅村、徐乾学等人都来为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顾贞观是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代，而这一位吴梅村，被一些研究者考证为《红楼梦》的原创作者，曹雪芹是后来的加工整理者，我们先读完《红楼梦》前八十回，再抽时间跟大家讨论别的！
流放边塞20多年，吴兆骞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催人泪下的书信，顾贞观机缘巧合进了权臣纳兰明珠家当家教，跟明珠的大公子纳兰容若成了好友，就是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在文化圈里纳兰性德比他爹的名气大的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大家耳熟能详的纳兰词太多了！纳兰性德通过顾贞观了解到大诗人吴兆骞，惺惺惜惺惺，文人爱文人，就让他老爹向康熙皇帝求情，又花了钱把吴兆骞赎回来。
丁酉科举大案波及范围很广，影响深远，江南、北京之外，还有河南、山东、山西，受到牵连。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侍郎等不是考官儿的官，也分别受到了严厉处分。牵扯面之广，涉及人员之多，对全国震动之大，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实属罕见。
所以我认为针对文本里那一句“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批语说：“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如果真有历史事件所指的话，应该是丁酉南闱科举案。以受贿舞弊召来杀身之祸，完全符合“召祸”的说法，从北京案发、到江南出事，科考案接连发生可谓是“接二连三”，考官被处死，抄家，亲属发配为奴，新科举人被革去功名、抄家、全家流放，著名文人被无辜牵连，审理案件的法官也陷了进去，可谓“牵五挂四”。“南直召祸之实病”在“丁酉科考案”中完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