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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7章 胡适与《新青年》 (第2/2页)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私货”。

对于这些传单,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说:“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最好闭起你的鸟嘴。”

然而,纸条寄出去以后,胡适很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时也自责,做为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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