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七) (第2/2页)

“‘需’，缓而有待也。乾之三阳欲进，而为六四之阴所阻。九五阳刚，履乎中位，而陷于二阴之中，与三阳相隔。三阳待五之引已以升，九五待三阳之类至，交相待而未前，故为健行而遇险之象，不能不所需迟，而固可以需者也。‘孚’者，同心相信之实也。阴与阳合配曰‘应’。阴阳之自类相合曰‘孚’。凡言‘孚’者放此。旧说谓‘应’为‘孚’，非是。九五与三阳是合德，虽居险中，而诚以相待，秉志光明，而情固亨通，终不失正，吉道也。此以赞九五之德。‘利涉大川’，为下三阳言也；虽为四所阻，不能不有需迟，而性本健行，不畏险而自却，且有九五以为之主，非阴所能终阻，涉焉，斯含义而利矣。”

王夫之解释那句话是通过“需”的卦学里的卦画符号（坎上乾下）及六爻爻位、阴阳来解释的，实则是把那句话分割、拆解的支离破碎。你若不懂得八卦象数学，你就不懂他的说法的那些来历。但我们已然不明白王夫之所解释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王夫之的《周易内传》是以象数亦理亦筮的东西，不凡从象数中阐发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理”。王夫之有悲痛亡明抗清的一段爱国壮举，而不过已然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王夫之的思想已然有很多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王夫之的思想成果在于“史观哲学”，然他的“历史反思”已然是传统上的思维。王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处于科学革命时代，世界处在文化上的重大转折期，而面对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文明成果，东方的学者不屑一顾，只多看到是为技艺之术，而勿视科学技术后的思想与制度。王夫之面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然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帝王传统文化藩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巨大的包袱，而成为阻碍学习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围城”。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发例》里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

“《易》之垂训于世万，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

“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毅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所谓‘动则玩其占’也。”

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