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结论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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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李鸿章也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一点也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么他在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如果将他和中外历史上的优秀人物进行对比，会有怎样的价值呢？在此，我将试着对此，并进行逐一讨论。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历史学家评论霍光时，都说他不学无术，而我评论李鸿章时，也说他不学无术。那么他们是同一类人吗？我认为，李鸿章既没有霍光那样的权力和地位，也缺乏霍光那样的魄力。李鸿章为人谨慎、守规矩，并不是一个能审时度势，将内心的想法以非常之举表现出来的人。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如何能与霍光比肩呢？然而，在一般的学识方面，他略强于霍光。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兼具这五重身份而为后世钦佩的，只有诸葛亮。李鸿章掌握在手中的资本远超过了诸葛亮，但他却不能向诸葛亮那样，赢得君主的完全信任。他最初在上海起兵时，只在三座城市的支持下，就能在江南建功立业，他们创业初期所经历的艰难是如此相似。后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地势崎岖的四川，最终让当地官员心服口服，百姓也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而李鸿章几十年来身居要职，却不能让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让他们跟随自己成就大业。诸葛亮死后，家产微薄，只有成都的八百株桑树，而李鸿章却富可敌国，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呢？至于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片赤诚之心，倒是极为相似的。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相似，而且这两人的福运也不相上下。然而，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再没有别的功绩了，而纵观李鸿章的职业生涯，军事生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将他们的位置对调，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因为新法，王安石遭到世人诟病；因为洋务运动，李鸿章也遭到世人诟病。王安石的新法也好，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好，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绝不是那些诟病他们的人所能达到的。那些号称贤良的士大夫非但没有施以援手，却一同起哄，拖他们的后腿，在背后议论、诋毁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小人来辅佐自己。王安石和李鸿章身处同样的境地，然而王安石有皇帝的支持，在民政方面，他的规划也更为细致，局面更为洪大，考虑得也更为长远，在这方面，王安石要强过李鸿章。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的庸俗文人常辱骂李鸿章是秦桧。法国和越南、中国和日本这两次战役之间，这种言论最为流行。倘若这些话出自市井小民、地痞流氓之口倒也罢了，但士大夫和读书人也这样说，我真是无话可说，就当他们是狗，在狂吠吧。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就像管仲与鲍叔牙的关系，也像韩信与萧何的关系。非但如此，李鸿章一生的学识、事业，无一不是由曾国藩一手提携，并最终帮助他获得成功的。所以说，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的门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位，李鸿章比不上曾国藩，世人已成定论。然而，曾国藩是一位儒者，如果让他去处理外交事务，他的权谋、心智与机警的程度，能不能比得上李鸿章，实在是一件不可知晓的事情。此外，曾国藩一生坚守知足、知止的人生信条，常常怀着急流勇退的想法，而李鸿章则满腔热血，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一人担当，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退缩的神色，这也是他的优点。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当年，左宗棠与李鸿章齐名，然而左宗棠靠的是张扬的行事作风，李鸿章凭的却是忍耐的处世风格。对比二人的气量，左宗棠远远比不上李鸿章。那些自命不凡的湘军老班底曾想把左宗棠捧上守旧派领袖的高位，以此来对付李鸿章。其实，两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个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能维新的人。所幸，左宗棠在李鸿章前面十几年就去世了，因而保全了名声，而李鸿章则承担了后来那些苦难和骂名，左宗棠的福气也算得上很好了。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李鸿章与李秀成都是近代史中的人中豪杰。李秀成效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效忠于清王朝，一个被封为忠王，一个谥号为文忠，都称得上当之无愧。说起来，李秀成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才能都不在李鸿章之下，然而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翻遍了近代史，想找两个人合传而不会因为不匹配而留下遗憾，只有李秀成和李鸿章二人最合适。然而李秀成没有杀赵景贤，也礼葬了王有龄，而李鸿章却杀了投降的八王，对于这件事他应该于心有愧吧。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近十年来，张之洞与李鸿章齐名。虽然如此，张之洞岂能望李鸿章之项背？李鸿章是个办实事的人，张之洞却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在乎名

声，张之洞却最在乎名声，不在乎名声的人就能任劳任怨，在乎名声的人则常常趋利忘义、投机取巧。张之洞处理外交事务时，常常让李鸿章为难，他出的主意往往都是说着好听却很难落实。李鸿章曾和别人说：“想不到张之洞为官几十年，还是书生的见识。”这句话足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他清高、狭隘、残忍、苛刻，较之李鸿章的见识和气量，二人真是天壤之别。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能继承李鸿章衣钵的人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由李鸿章一手栽培。他正当壮年，初次承担重任，他的能力现在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故而难以做出判断。但此人功利心很重，而且很有魄力，敢做破格的事情，似乎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此人的心术好坏，毅力如何，现在都难下定论。在当今的官员之列中，除了袁世凯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声望和才能方面能继承李鸿章的人了。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的宰相梅特涅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执政的四十年间，专门耍弄各种诡诈的外交手段，对外号令整个欧洲，对内镇压民主党派。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大陆腐败成风，此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人说李鸿章与他相似，虽然这样，李鸿章的用心不如梅特涅阴险，他的雄才伟略也比不上梅特涅。梅特涅深知民众的力量，所以要压制它，李鸿章不知道民众的力量，也不对其加以利用。梅特涅的外交策略能操纵欧洲群雄，但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却不足以安定一个小小的朝鲜，这就是李鸿章不如梅特涅的地方。

第十二，李鸿章和俾斯麦。有人称李鸿章是“东方的俾斯麦”，这么说的人不是阿谀奉承，就是胡说八道。李鸿章怎么比得上俾斯麦呢？就军事方面而言，俾斯麦战胜的是敌国，而李鸿章战胜的是同胞；就内政而言，俾斯麦将那些散漫的小邦国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让中国如此泱泱大国沦为了二等国家；就外交方面而言，俾斯麦与奥地利、意大利结盟，并让它们为自己所用，而李鸿章联合俄国抗敌，却最终落入了俄国的圈套里。比较这三个方面，二人有着天壤之别。这并不是只以成败论英雄，而是李鸿章的学识、智谋、胆量无一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他的成就之所以不如俾斯麦，也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公理。李鸿章的运气比不上俾斯麦，但他手中的资本却强于俾斯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诉说自己的难处，但他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他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能够明白的。如果将两人位置对换，李鸿章还是会失败。所以秉持着东李西俾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人。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莱斯顿。有人将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根据他们当权的长久、威望之高来划分的，然而李鸿章与格莱斯顿并不是一类人。格莱斯顿精于治理内政、管理人民，却不擅长军事和外交。格莱斯顿是有识之士，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人物；李鸿章乐于博取功名，他是传统的东方人，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式人物，二者相去甚远。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国总统爹亚士，在巴黎兵临城下之际，临危受命，担任议和的全权大臣。他当时所处的境况与李鸿章在1**5年、1900年时极为相似--正值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此危急时刻必须忍气吞声，这实在是世界上最让人难堪的时候。但爹亚士不过是偶然间面临过一次这样的境况，而李鸿章却多次遭遇这种境况；爹亚士面对的敌国只有一个，而李鸿章却要同时面对好几个国家，相较之下，李鸿章的境况更加悲惨。然而，议和之后，爹亚士随机发表了一场演说，当场就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不到十年的时间，法国再次崛起，成了欧洲第一等的强国。而李鸿章却一直被偿还赔款的事情所困扰，而且丝毫没有补救的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一天天地沦丧。这究竟是因为两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有差别呢，还是因为李鸿章不知如何利用民心而不得要领呢？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权时，井伊直弼是幕府重臣，主管内政外交，通过审时度势，他知道绝不能继续闭关锁国。因此与欧美各国结成联盟，急切地学习各国长处，以求自立自强。当时日本社会正盛行“尊王攘夷”的言论，井伊直弼效忠于幕府将军，以强硬手段来镇压这些声音。举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一个人，他也最终在樱田门外被刺客刺杀，由此，日本的维新运动才渐渐兴起。此人是明治政府的宿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识令人钦佩，他的遭遇令人同情，时至今日，一些日本人仍为他感到冤屈。李鸿章的境遇与他相似，但所面临的困难却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运比井伊直弼好得多。然而，日本就此崛起，而中国还是从前那副积贫积弱的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期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两国的巨头。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伊藤博文自然比李鸿章强，其实伊藤博文并不能与李鸿章相提并论。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

是个际遇很好的人，这话说得恰如其分。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伊藤博文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相较于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更是略逊一筹。所以说，伊藤博文对日本的重要性，远不如李鸿章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果将二人的位置对换，我认为他恐怕赶不上李鸿章。虽然这样，伊藤博文却有一点比李鸿章强，那就是他曾经留学欧洲，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伊藤博文所制定的宪法能作为日本长治久安的有力保障，而李鸿章却只能对着中国残破不堪的局势，不断地修修补补，依葫芦画瓢，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但在日本，和伊藤博文的学识类似的同辈之人不下百人，而在中国，与李鸿章处于同一水平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出来，因此不能把过错都归咎于李鸿章一人身上。

李鸿章处理公务时，案头上从不遗留公文，客厅里也没有未接待的客人，这些都是他模仿曾国藩办事风格的结果。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遵守固定的时刻安排，很有西方人的风范。他重视纪律、严于律己，在这方面，中国人很少能比得上他。不论寒暑冬夏，李鸿章都是五点左右起床，他在家中珍藏了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早晨都要临摹一百个字，而且从不把临本给别人看。这是他自律养心的方法。曾国藩以前在军中，每天都要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

每天午饭过后，李鸿章必定要午睡一个小时，从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睡起床后，马上就会唤来侍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同时伸出一只手穿袍子，片刻也不得耽误。

李鸿章一贯采用西医的办法来养生保健，每顿饭都要喝用两只鸡熬制而成的鸡汤，每天都让医生来检查身体，而且常常使用电器设备来检查。

戈登曾在天津拜访过李鸿章，逗留了好几个月。当时，因为伊犁方面的事情，俄国屡屡恫吓清王朝，已摆出了决裂的架势。李鸿章咨询戈登的看法，戈登说：“照中国现在的情形，是无法在以后的世界上站稳脚跟的。为今之计，只能是您登上皇位，掌握全部的权力，进行大力整顿。您如果有意，我愿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了大惊失色，舌头都打了结，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在接人待物时，常常流露出傲慢、轻蔑的神情，常用揶揄的态度来戏弄他人，惟有在和曾国藩相处时，像面对严厉的父亲一样，毕恭毕敬地侍奉，有种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又不得不这么做的感觉。

李鸿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态度就更轻侮，就像是对待市井小民一般，他说：“那些外国人都是冲着利益来的，我也得拿着算盘算计着，只能惟利是图。”崇拜西方人的劣根性，李鸿章丝毫也没有。

李鸿章最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位是戈登，一位是美国将军格兰德，后者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大功臣。格兰德出访天津时，李鸿章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后来接见美国公使时，也常常询问起格兰德的生活起居。等他自己出访西方列国时，途经美国，听美国人说要为格兰德修建功勋纪念碑，他立即捐赠重金，以表达敬慕之情。